世界秩序崩塌！瑞·达利欧：我们正进入500年来最危险的无序期

　　文章来源：辰之深度思考

　　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德国总理、法国总统、美国国务卿不约而同地宣布，二战后那套延续了 80 年的世界秩序已经死了。

　　桥水基金创始人 Ray Dalio 在会后更新了他的大周期理论，说我们正处于第六阶段，也就是无序期。

　　他在《原则》系列里花了大量篇幅研究过去 500 年的 11 个主要帝国，发现了一些让人悲观的规律。

　　从 1500 年至今，欧洲经历了三个完整的和平-冲突大周期，每个周期平均约 150 年。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些辉煌时期之后，必然跟随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

　　这些周期的上升期为下降期埋下种子，虽然大型内战和外战持续时间短暂，但它们通常是长期积累的冲突的总爆发。

　　达利欧说，国际秩序的本质是丛林法则，而非国际法。这个判断听起来残酷，但符合事实。

　　1、有效的治理体系需要四个要素：法律和立法能力、执法能力、裁决机制、明确的惩罚后果。

　　这些在国内都存在，但在国际上要么不存在，要么效力极弱。

　　虽然人类曾尝试通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些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当个别国家比联合国更强大时，是这些国家而非联合国决定事态走向。

　　2、国家之间的冲突主要有五种形式：贸易/经济战争、技术战争、地缘政治战争、资本战争和军事战争。

　　它们通常相互交织，前四种战争会随时间推移逐步升级，最终演变为军事战争。

　　一旦军事战争开始，其他四个维度都会被最大程度地武器化。

　　3、当两个国家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时，军事战争风险最大——军事力量大致相当，且存在不可调和的生存性差异。

　　截至目前，最具爆炸性的潜在冲突是美国和中国围绕 TW 问题的对抗。

　　达利欧在分析二战前那段历史时，用了大量篇幅讲 1929 年大崩盘后的全球萧条。

　　这场萧条导致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围绕财富的重大内部冲突，他们转向更民粹主义、独裁、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政策。

　　德国在一战后背负着巨额赔款债务，1929 年刚通过《杨格计划》开始摆脱，全球萧条就重创了德国，导致近 25% 的失业率、大规模破产和广泛贫困。

　　希特勒利用民族屈辱情绪建立民族主义狂热，1933 年获得独裁控制权后，以同样的独裁/法西斯方法重建德国经济，加上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

　　这些财政政策在实现希特勒的目标方面基本运作良好，失业率从 1933 年的 25% 降至 1938 年的 0，人均收入增长了 22%，德国股市在 1933 年至 1938 年间稳步上涨近 70%。

　　说明如果借来的钱被投入到提高生产力，并产生足够现金流来偿还债务的投资中，以本国货币借款增加本国债务和赤字可以非常有生产力。

　　但代价是什么呢？

　　德国的军事支出增长远快于任何其他国家，因为德国经济需要更多资源来推动自身，并打算用其军事力量来夺取资源。

　　1935 年，希特勒开始建立军队，使军事服务对雅利安人成为强制性的。

　　日本的情况更糟，作为岛国，日本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依赖出口收入来进口必需品，特别容易受到萧条影响。

　　当其出口在 1929 年至 1931 年间下降约 50% 时，日本经济遭受重创。

　　1931 年，日本破产，被迫放弃金本位制，货币大幅贬值，日本耗尽购买力。

　　这些可怕的条件导致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规模兴起。

　　日本开始通过从其他国家夺取所需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1931 年入侵满洲并在中国和亚洲扩散。

　　与德国一样，可以说日本通过军事侵略获取所需资源的路径比依靠经典贸易和经济实践更具成本效益。

　　达利欧特别强调了一点：在热战之前通常有经济战。

　　虽然 1939 年和 1941 年被认为是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正式开始，但冲突实际上在那之前约10年就开始了。

　　当经济和资本工具被武器化时使用的常见策略包括：资产冻结/没收、阻止资本市场准入、禁运/封锁。

　　1、1940 年中，美国将太平洋舰队移至夏威夷。

　　10月，美国加强禁运，限制‘除英国和西半球国家外的所有目的地的所有铁和钢’。

　　计划是切断日本的资源，以迫使他们从大部分占领地区撤退。

　　2、1941 年 7 月和 8 月，罗斯福通过冻结美国所有日本资产、对日本船只关闭巴拿马运河，以及禁运对日本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来回应。

　　这切断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贸易和 80% 的石油，日本计算出将在两年内耗尽石油。

　　3、这使日本面临必须选择退让或攻击美国的境地。

　　1941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日本对珍珠港和菲律宾的美国军事力量发动协调攻击。

　　这标志着太平洋宣战的开始，也将美国带入欧洲战争。

　　达利欧说，在战争中，承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造成痛苦的能力更重要。

　　经典的战时经济政策包括政府对几乎所有事情的控制：政府决定允许生产什么物品、可以购买和出售什么物品以及数量、可以进出口什么物品、价格工资和利润、获得自己金融资产的途径、将自己的钱转移出国的能力。

　　因为战争代价高昂，政府通常会发行大量被货币化的债务、依赖黄金等非信贷货币进行国际交易、更加独裁地治理。

　　在战争期间保护财富是困难的，因为正常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传统上安全的投资不安全，资本流动受限。

　　相对于需要重新分配财富以将其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保护有钱人的财富不是优先事项。

　　至于战时投资，需要卖出所有债务并购买黄金，因为战争是通过借款和印钞融资的，这会贬值债务和货币。

　　在战争期间，非盟国之间货币和信贷通常不被接受，因为对货币是否有任何价值存在合理的担忧。

　　黄金是战争期间的通行货币，因为输掉战争通常会导致财富和权力的完全消灭，在战争年代保持开放的股市走势主要由各国在关键战役中的表现驱动。

　　德国股市在二战初期表现优异，因为德国占领领土并建立军事优势，而在美国和英国等盟国扭转战局后表现不佳。

　　1942 年中途岛战役后，盟国股市几乎持续上涨直到战争结束，而轴心国股市持平或下跌。

　　德国和日本股市在战争结束时关闭，约五年后才重新开放，重新开放时几乎被清零，而美国股市极其强劲。

　　但达利欧也给出了打破这个周期的方法。

　　他说，如果国家在富裕强大阶段保持生产力，收入超过支出，使系统对大多数人口运作良好，并找出与最重要对手创建和维持共赢关系的方法，周期不必以创伤性方式发生。

　　许多帝国和王朝维持了数百年，而美国在 245 岁时已证明自己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他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拥有权力，尊重权力，明智地使用权力。

　　明智地使用权力不一定意味着强迫他人给你想要的东西，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共赢关系的强大力量，这比双输关系有价值得多。

　　换句话说，使用‘硬实力’通常不是最佳路径，使用‘软实力’更可取。

　　要获得更多共赢结果，需要在谈判时考虑对方和自己最重要的事项，并知道如何交换它们。

　　从对手角度看问题，并清晰地向他们识别和传达你的红线，是做好这件事的关键。

　　胜利意味着得到最重要的东西而不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钱上的成本远超收益的战争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战争仍然经常发生。

　　回到 2026 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当多国领导人宣告旧世界秩序已经死亡时，达利欧的大周期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框架。

　　我们正处于无序期，规则失效，强权即公理。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周期不必以创伤性方式发生——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创建和维持共赢关系的方法。

　　只是不知道，这一次人类能否做得更好。